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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价收入差距过大。这是形成“夹心层”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国的金字塔形的收入结构,“夹心层”群体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但是面对日益高企的房价,工资的相对缩水就使之成为了面对房价望而却步的“夹心层”。以北京为例,2009年年底,北京住房均价已经达到14100元/平方米,相比2009年1月份的8900元,全年价格上涨幅度达到58.4%。五环内二手房均价从2009年年初的11610元/平方米上涨到了年底的17650元/平方米,涨幅达到52%。相对于高涨的房价,居民收入的涨幅十分有限。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26738元,同比增长8.1%。收入和房价之间的差距过大使得夹心层群体的数量迅速扩大。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房价收入比这个数字正常水平应为6-8,美国房价收入比平均为4-6。有数据显示,目前,北京超过20,上海为18,深圳为16。这些数据可能还有所保留。罗伯特·希勒在深圳指出,美国加利佛尼亚州的房价与收入之比为8到10,而在中国的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达到36,令人担忧。
2.住房政策不健全。目前,国家对中低收入群体推行以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商品房四个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面,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主要通过廉租住房、经适房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可通过经适房和限价房来解决,中等收入家庭则主要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也就是说,目前的住房保障体系只保证了中低收入家庭,而将高不成低不就的中等收入家庭推向了商品房市场。还是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建委的规定,主要针对城市中等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限价房的申请人必须具有北京市户口,对于3人以下的家庭要求年收入在8.8万元及以下、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在57万元及以下。这意味着很多人均月收入在五千元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无法享受政策房的优惠。
3.土地资源配置问题。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由于政府政策有所倾斜,因而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以及住房自有率的提高掩盖了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状况的恶化。在北京地区,当很多大学毕业后落户北京的年轻人感叹房价奇高时,并不意味着北京住房消费支出就是高不可攀。因为,北京住房供应体系的另一面并未惠及外来人群,这就是隐性福利分房的存在。虽然大规模的福利分房在上个世纪末,以“新老划断”的方式而告终结,但事实上,在此后的数年中以经济适用住房(或合作建房)的形式,以建安成本价格,对特定人群定向销售的状况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在北京各大部委、央企以及政府机关中并非鲜见。此外,部队的军产房,各大学院校的校产房也未纳入商品房供应体系。在那种体系内,在北京拥有两、三套房的家庭并不罕见。在当年进行住房体制改革时,由于考虑到如果所有“房改房”都可上市流通,势必会使一部分家庭的资产显现化,因此出于社会公平考虑,对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指旧公房)出售房产的要加以限制。但这样一来,就有一部分房产沉淀下来未能进入市场。
3.适当放宽单位集资建房门槛。在1998年,国家宣布停止福利分房,住房货币化、产业化成为房改的基本方向。针对一些实际困难,集资建房的“优惠”政策仍得以保留,但对于其单位性质、建设标准等进行严格界定。集资建房属于经济适用房的一种。由国有单位提供自有的国有划拨土地作为建房用地,国家减免部分税费,职工出资修建,不对外出售。按照规定,只有两类企业可申请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一类是远离城区的独立工矿企业,第二类是住房困难户较多的企业。而且这两类企业申请集资建房还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条是必须经人民政府批准,第二条是必须符合城市的规划,第三条是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这个土地是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可以用于建设住房的,不是工业性质的土地。因此,房价高昂的大城市中的夹心层阶层大多无法享受到单位集资建房的优惠。国家可以在严格把关、全程监管和有效公示的基础上放开单位集资。